周天勇：学理解释与中国经济困惑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开栏按语：用定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观察中国经济，固然十分重要。然而，生产供给、收入分配、供需交换和需求支出，是一个生产要素、货币商品、市场流通和投资消费出口的过程，无一不是数量变化的过程。经济学理论的数量分析方法，建设、生产和消费实践的数量观察，十分必要。否则，增长速度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就业水平如何，应该发行多少货币，消费品或者资产品价格会不会剧烈波动，需求能给生产的增长提供多大的市场容量，国家能够收多少税，科研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事业机构需要花多少钱，老龄化需要多少钱，需要借多少债，有多少可供抵押信用和货币币值稳定之锚的资产，债务链和金融体系能不能稳定？都会心中无数。流派各异的经济学理论，在观察中国经济的实践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工具。笔者这里试图从二元体制经济的定性和数理逻辑展开，提供一种可能不同的思路，也许对认识中国经济有点用处。就此，笔者用将近5年多的思考，撰写了《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一书，近期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之际，开一《如何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专栏，谈点自己的心得，与朋友们分享。今天发出之一。

通俗地讲，认识一国的经济，需要有比喻为放大镜和望远镜等这样的工具，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经济学及其分析方法。如偏重于定性的政治经济学，有描述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学，有认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政策管理的宏观经济学，有刻画一个农村农业国家向城市工业化国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有管理计划配置资源和资源国有的计划经济学，还有模拟计划和国有向市场和多种所有制转型过程的转轨经济学等。

2014年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原因，我从生育管制、迁移受阻和土地收入分配体制扭曲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写了一本《中国：增长放缓之迷》一书有2018年出版。本来想就此停止。其后，在有关领导的鼓励下，开始研究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变化的规律，思考怎样将经济增长稳定在中高速度水平上。期间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的数据，阅读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些研究论文，特别是研看了用几大主流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文献。

学习后的感觉是：（1）因为未来劳动力人口负增长、资本收益率边际递减、进而收入和消费相对收缩，真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在1.5%到3.5%之间。（2）依靠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愿望，从琼斯的实证研究、菲斯佩奇的评论、格罗宁根大学各国TFP增长数据（TFP增长速度、TFP增长率贡献比、全球TFP增长平滑并略微下降趋势）看，可能概率很小。（3）增长的潜能不仅仅要看生产的能力，还要考虑需求的可能。大数据计算机器人智能配送、投料、制造、仓储和销售，给生产创造了可以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力，然而，生产的增长有需求的可能性边界，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过低可能抑制生产增长的市场需求容纳量，而人口负增长会形成不断收缩的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出清的萨伊反定理。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学现有教科书认识论方法和有关主流经济学文献研究的视角看，未来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在中高速区间，很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在现有的经济学方法与中国的实践中，我总是在一些事实上绕不过弯来。如2018年国有企业总资产220万亿元，占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产538万亿元的比例为40.89%，资产平均利润率2.46%（统计局加权平均数据），或1.54%（财政部数据），而非国有非金融企业资产平均利润率为9.94%（统计局加权平均数据），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差值7.48%，低效率造成的利润损失为16.46万亿元。可以看出，只要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资产利润率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来2.2万亿元的增加值，带来2.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当然，也许有读者会提出，国有企业负担着非国有企业不从事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一种上层建筑的事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资源过多地负担上层建筑的事务，可能会损害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且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的选择是，要么国有经济实施淡马锡体制，整体提高效率；要么收缩国有经济比例，减轻国民经济基础的负担。

还比如，2108年中国总就业劳动力的25.76%在从事农业，而当年与中国人均GDP水平上下的16个样本国家，只有10.44%，差值为15.32%。而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7%，生产率水平很低下。如果加快人口迁移体制的改革，加快市民化进程，将淤积在农业低生产率领域的劳动力人口尽快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经济增长率也会大幅度提高。

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劳动力和资本数量增长率，乘以各自的产出系数加总，就是其投入产出部分的增长率。从中看不出我思考上述中国确实存在的经济现实。当然，乔根森模型刻画了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商业转移的增长动能。但是，模型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同样结构转型和人均GDP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偏差如此之大。以这些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在其政策含义中也提到改革国有企业和放开户籍管制，但分析内容与政策建议间没有直接的数理逻辑关系。

2018到2020年期间，我顺着上述简单“反事实法和标准还原法”的维度，写了一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但是其并不是一本经济学意义上的文献，只是想说明这样做经济增长还有潜能。也只是自己思考问题视角初级阶段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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